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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均指当地时间，下同），中美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取消对对方进口商品加征的91%的关税，修改加征的34%的对等关税（或反制关税），其中24%的关税暂停90天，保留剩余的10%。中方还相应暂停或取消对美非关税反制措施。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就经贸领域各自关切保持密切沟通，开展进一步磋商。5月14日起，双方承诺取消或暂停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正式生效。

尽管中方多次强调将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作为启动中美经贸磋商的前提条件，但最终双方削减累计115%的关税，主动权应在美方。这或与美方迫于应对畸高关税造成的与中国的断链危机有关。短期内，美国政府又难以协调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对中国施压。但中美经贸磋商前景高度不确定，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贸易依存度视角的美国对中国供应链依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珀森4月份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由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远大于中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中国在这场国际政治角力中才真正占有主动性。一旦白宫把贸易停了，由于白宫没有给美国留出调整供应链的时间，做好失去中国供应链的准备，那美国将失去自己生产不了也替换不了的商品和服务。

通过梳理细项贸易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如高盛4月13日发布研究报告，使用详细的HTS-10产品级贸易数据分析显示，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美国进口的依赖。2024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占比70%以上的产品约为1580亿美元，占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6%。这表明即使在巨大的关税压力下，美国进口商寻找替代来源的短期灵活性也有限。相比之下，中国自美国进口占比70%以上的总额仅为140亿美元，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一半以上属于美国供应类别的，占中国总需求不到30%的类别。

运用贸易依存度分析，也可以反映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以“美国自中国进口额/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美国对中国进口依存度，2024年为1.5%，较2017年低了1.07个百分点，但较同期中国对美国进口依存度高出0.64个百分点。鉴于货物贸易主要与第一二产业有关，以“美国自中国进口额/第一二产业美国名义GDP”衡量的美国对中国（狭义）进口依存度，2024年为8.27%，较2017年下降5.35个百分点，但较同期中国对美国（狭义）进口依存度依然高出6.27个百分点。这显示，虽然自特朗普上个任期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以来，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降幅较大，但仍明显超出中国对美国供应链的依赖。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变动也是类似的情况。以“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中国对美国出口依存度，2024年为2.77%，较2017年低了0.7个百分点，但较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依存度高出2.27个百分点。以“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第一二产业中国名义GDP”衡量的中国对美国（狭义）出口依存度，2024年为6.39%，较2017年下降1.07个百分点，但较同期美国对中国（狭义）出口依存度依然高出3.69个百分点。所以，中方一再强调，贸易战没有赢家。

胁迫其他国家构筑对华经贸壁垒说易行难

“贸易赤字吃亏论”是特朗普贸易思想的根基。他国通过贸易顺差赚了美国的钱，美国吃了第一遍亏；顺差国拿着贸易赚的钱买美国资产，变成了美国债主，美国又吃了第二遍亏。所以在贸易领域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要大幅削减美国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而作为逆差国，美国可以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用市场准入胁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任何条件。这正是特朗普关于“贸易战，美国容易赢”的思想根源。

中国是美国多年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国，自然成为美国纠正贸易逆差的重点对象。然而，据美方统计，尽管2018~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下降21%，同期不含中国的美国贸易总逆差扩张1.2倍。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954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798亿美元；剔除中国后，美国贸易逆差高达9168亿美元，增加4927亿美元。美方将其归咎为，近年来中国为规避关税壁垒，对外投资建厂，通过第三方对美国增加了出口。因此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不但威胁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还威胁要遏制中国对美间接出口。

对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经济体加征较高的关税，是美国胁迫其他国家参与对中国打压遏制的重要筹码。如在对加拿大、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美国财长和商务部长多次表示，希望与两国共同打造“北美堡垒”，联合抵御中国进口商品激增。同时，关于美国暗示越南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以换取对越46%的差额对等关税减让的市场传闻也不胫而走。

但是，美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特朗普关税欲壑难填。加拿大、墨西哥的遭遇殷鉴不远。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于2018年底签署了美加墨贸易协定，替换了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后者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但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久，就以移民和毒品问题为由，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了25%的进口关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对加、墨贸易更加失衡，有违特朗普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初衷。到2024年，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633亿美元，较2018年增加445亿美元；对墨西哥贸易逆差1718亿美元，是仅次于中国的、美国第二大单一贸易逆差来源地；逆差增加941亿美元，是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最大单一来源地。

根据墨方的统计，2024年，墨西哥整体贸易逆差82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27亿美元，逆差额仅相当于墨西哥名义GDP的-0.4%。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2617亿美元，增加1294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1199亿美元，增加524亿美元。这表明，从多边角度看，墨西哥贸易收支基本平衡，很难通过单独增加自美进口或减少对美出口，解决对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同时，从2019~2024年的变化看，墨西哥对华贸易逆差增加额相当于同期对美贸易顺差扩张额的40.5%。鉴于美国占到墨西哥年出口额的80%以上，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向墨西哥产能转移，增加了对美的间接出口。但即便如此，墨西哥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也是较为踌躇的，因为中国因素只贡献了四成，远不能完美解决美墨的双边失衡。

越南是另一个“替罪羊”。据美方统计，2024年，美国对越南贸易逆差1235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851亿美元，是美国第三大单一贸易逆差来源地，也是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第二大单一来源地。而据越方统计，同期，越南整体贸易顺差221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了192亿美元，顺差额相当于越南名义GDP的4.6%。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1044亿美元，增加了722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828亿美元，增加了597亿美元。从对美国和中国贸易差额的变动看，二者基本相当。由此，也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越南对美国增加了间接出口。

然而，越南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也是较为困难的。一是越南的年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占比70%以上。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有可能打击中国投资者甚至整个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影响越南的出口能力。二是美国仅占到越南年出口额的30%左右，远低于越南出口中的外资成分。有理由相信，中国产能转移到越南后，即便美国是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但一定不是唯一目的地。三是中国占到越南年出口额的15%左右，虽然仅有美国份额的一半左右，但也是越南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对中国进口加税需评估中国反制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短短90天的缓冲期内，美国要同数十个经济体达成贸易协定，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况且，美方可能也没有想清楚，究竟要从谈判对手那里获得什么对价，以换取美国的关税减让。

谨防中美经贸磋商有可能出现“高开低走”

目前，美国保留了对中国20%的芬太尼关税和10%的对等关税，中国对美国保留了10%的对等关税的反制关税。这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为中美经贸磋商开了一个好头。但是，未来依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立场的松动是迫于市场和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而非政策转向。特朗普并未放弃对关税武器的偏爱，近期继续频频发声，威胁要对非美国制作的电影进口征税，两周内公布药品进口征税计划等。尽管在对等关税方面，美国对中国恢复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等待遇，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按对等原则采取反制措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巨震，特朗普不一定会于生效当天（4月9日）即宣布暂缓差额关税的执行。

有机构预期，若中美磋商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的最终关税有可能在现行30%的基础上下调。这可能过于乐观。从5月8日披露的美英贸易协议框架看，尽管美国对英国是贸易顺差，却仍保留了10%的基准对等关税，只是英国用增加从美国50亿美元农产品进口换取了美国进口10万辆英国汽车的10%的关税配额。日前，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令美国失去了三大国际评级公司的最高主权信用评级。因此，保留10%的基准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促进美国财政收支平衡的努力。近日，美国国会还提出一项新法案，计划对非公民向海外汇款征收5%的税。

不排除中美磋商过程中，特朗普一言不合有可能重新提高关税。特朗普上个任期，就是在2018年5月起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情况下，两国边“打”边谈，美方不断扩大对中国加征进口关税的税基、提高进口关税的税率，最后陆续对37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关税。直到2020年初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对之前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保持不变，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清单中的第一部分约1200亿美元加征关税由15%降至7.5%。

未来中美经贸磋商的难度不容低估。中方有意愿也有能力与美方加强合作，帮助美国解决贸易失衡和制造业回流的关切。但这涉及美方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管制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投资审查政策的检讨和调整。预计消除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准入等也将成为中美磋商的重要内容。这方面，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打打谈谈在所难免。

中方评价联合声明时指出，这是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进一步弥合分歧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但是，对于中美博弈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政治局会议的统一部署，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企业来讲，要用好90天的调整期，而不是维持旧常态。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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