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晚年回忆录中，记载了许多苏联高层的趣事，其中有一个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斯大林偷书”。这件事看似平常，但仔细琢磨后，便能感受到其中的恐怖气息。
1950年，胡志明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见面。在会面过程中，胡志明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本苏联杂志，请斯大林签名。他解释说，自己将把这个签名带回越南，让同胞们也能看到。签名这一举动，虽然对于法国人来说很常见，但胡志明显然受到了这一习惯的影响。斯大林听后，毫不犹豫地在杂志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胡志明显得非常高兴。
然而，胡志明离开后，斯大林的心中却逐渐升起了疑虑。于是，他命令手下立即派人去胡志明那里，把那本杂志给偷回来。赫鲁晓夫后来提到，斯大林之所以采取这一极端做法，是因为他担心胡志明会将自己的签名用于某些不当目的。这个故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有两点：
第一，斯大林的多疑与阴鸷。签名本应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小事，但斯大林却将其视为对自己权威的潜在威胁。他对任何可能影响自己权力的事情都小心谨慎，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这种执着的控制欲，几乎让人感到窒息。
第二，斯大林采取的手段也令人毛骨悚然。他不是直接要求胡志明归还杂志，而是派遣特务秘密行动，将其“偷”回。这种类似契卡式的手段，表明了斯大林对权力的极端掌控。他的特务人员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出现在胡志明身边，执行他的命令，这种氛围令人不禁想象，如果自己也身处其中，将会有多么可怕。
展开剩余75%斯大林的多疑不仅限于与外界的沟通。他对国内的态度也更加冷酷。1943年，他曾命令内务部部长贝利亚，不惜一切代价对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哈里曼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为了实施这一命令，贝利亚特别指派技术部门研制了一种能够绕过美国使馆检测的窃听器。苏联科学家里昂·特雷门因此发明了“金唇”窃听器，并将其安装在一个巨大的木制美国国徽中。1945年，苏联少先队向美国大使馆赠送了这件装饰品，没想到美国人竟然毫无察觉，把它悬挂在大使馆办公室里长达7年，直到乔治·凯南担任驻苏大使时才被发现。1960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展示了这一窃听器，并将其送入国家密码博物馆收藏。
斯大林在晚年，越发多疑，几乎不信任任何人。根据斯大林的贴身秘书里斯·巴然诺夫的回忆，斯大林曾下令在克里姆林宫内安装一台60至80门的自动电话交换机，并通过秘密线路将其与每个办公室相连。负责安装交换机的捷克专家在任务完成后，竟被秘密处决。更惊人的是，1993年在克里姆林宫重新装修时，竟然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地板下发现了一条隐藏的密道。
赫鲁晓夫也曾回忆起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某日他与米高扬散步时，斯大林突然站在门口，自言自语道：“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自己。”赫鲁晓夫称这段话为“惊人的自白”。此外，斯大林还曾在吃饭时忽然环顾四周，愤怒地问贝利亚：“为什么我周围都是格鲁吉亚人？”他要求贝利亚立即将所有格鲁吉亚人调离，包括后厨的烤肉师傅。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晚年最为畏惧的人是贝利亚，因为贝利亚掌握着大量的特务人员，他们完全听命于贝利亚。赫鲁晓夫坚信，斯大林晚年曾有除掉贝利亚的计划，但由于年事已高且身体虚弱，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斯大林的多疑，反映了他内心的脆弱，几乎接近被迫害妄想症。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充满敌意，认为他们随时会加害自己。这种不信任，最终成了他统治风格的一部分，也为苏联的政治环境笼罩上了阴霾。
斯大林的这种独裁政治方式，塑造了苏联阴郁、压抑的政治氛围。这种气氛在斯大林去世后依旧未能彻底改变。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他对苏联的访问经历。1970年，李光耀应邀访问苏联，抵达莫斯科后，他和妻子柯玉芝感受到了苏联人过度的热情，但这种热情中却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李光耀写道：“虽然他们非常友好，但我和芝却总感觉到，好像房间里装了窃听器一样。”
在莫斯科的第一晚，晚餐后，柯玉芝对李光耀说，苏联人似乎对她格外关注，认为她能影响李光耀。第二天，苏联人的注意力竟然从柯玉芝转移到了新加坡的外长身上，李光耀觉得这一切显得非常诡异，仿佛苏联人故意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李光耀甚至表示，“我连上厕所时都觉得自己在被监视。”
此外，李光耀还提到，新加坡驻苏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位苏联女子勾结，泄露了机密。李光耀对此感到困惑不已，表示自己完全无法理解苏联人究竟想从新加坡获得什么，但由于处于强大的苏联面前，他只能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
赫鲁晓夫在被赶下台后，也感受到了类似的监视压力，他曾戏谑地说：“连我家的厕所里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的钱，就是为了窃听我的屁声吗？”
这些经历无不展现了斯大林所塑造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以及他对权力的极端掌控，仿佛每个人都在他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私人的空间也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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