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也飞不过的鸭绿江，走也走不出的青纱帐。”提起这句歌词，谁能不想到那支神出鬼没的“铁道游击队”？中华民族那段血与火的抗争岁月中，他们以神出鬼没的身影，在津浦铁路沿线写下了独特的传奇。而在这支队伍的早期创建者里，徐广田无疑是最亮眼的一颗星。他立下赫赫战功，被授予“甲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威震敌胆，是无数百姓心中不朽的民族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光芒万丈的英雄，却在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完全散去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决定：他竟然投奔了国民党。一时间，他的名字从英雄榜上滑落，仿佛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关于这位曾经的民族英雄最终的命运，坊间和历史记载中竟然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这两种结局，到底哪一种才是真？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或许，这背后藏着一个复杂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以及历史叙事本身那幽微的曲折。
徐广田的革命之路，并非来自显赫的家世，也不是源于深奥的理论，而是扎根于最朴实的生存挣扎，和对压迫刻骨铭心的痛楚。他生在1910年，山东枣庄一个穷困的农家，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双亲，不得不和三个兄弟相依为命。他们流落街头，靠着在枣庄火车站附近讨生活。这段艰难的童年，让他对铁路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也让他和一群同样困苦的伙伴结下了深厚情谊。谁能想到，这些人，后来竟成了他组建游击队的核心骨干。
十六岁那年，徐广田在枣庄煤矿找了份搬运工的活。在这份卖命的差事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榨和非人虐待。工友生病没完成定额，就被毒打到昏迷。“九一八”事变后，煤矿彻底沦为日方控制，工友们被强征为“劳工”押去东北，从此杳无音讯……这些触目惊心的经历，像一根根尖锐的钢针，狠狠扎痛了徐广田的心，也燃起了他内心深处那股反抗的火苗。
1935年春天，他秘密组织了一个工人互助会。说是互助，其实是暗中收集日军在枣庄地区的情报。他利用在煤矿工作的便利，偷偷记录日军运输车次、物资种类等等关键信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活动，却为他日后组建铁道游击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基础。
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危亡的警报响彻中华大地。徐广田和昔日一同流浪的伙伴们一拍即合，组成了一支秘密小队。他们凭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专门趁着夜色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线：有时松动道钉，有时破坏信号，给侵略者的军事运输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正是这些早期的抗日行动，渐渐引起了当地抗日武装的注意。
1938年底，在组织的培养下，徐广田从一个朴素的爱国者，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抗日战士。他带领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为后来铁道游击队的正式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1939年3月，在山东军区的直接领导下，以枣庄为中心的铁道游击队正式成立了。初期，这支队伍只有区区11人，装备也十分简陋。可就在徐广田的带领下，他们很快就打响了名号。他们不仅首次成功炸毁了日军运送军需物资的列车，更是根据实战经验，发明了“暗铺雷道”（在铁轨下方挖地道埋设定时炸药）等多种创新战术，让日军防不胜防，苦不堪言。
此后，这支队伍在徐广田的指挥下屡建奇功。1940年的“七月会战”，他们在一个月内炸毁日军军用列车8列，摧毁车厢26节，击毙日伪军200多人，狠狠打击了日军的补给线。1941年春，他们更是乔装成铁路工人，潜入日军控制的枣庄火车站，不仅炸毁了两列军用列车，还让车站信号系统瘫痪了整整一周。到1942年底，铁道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一支拥有300多人的正规武装，甚至配备了专业的情报组和技术组。
1943年，是徐广田战功最为显赫的一年。他指挥部队进行了52次破袭战，炸毁列车31列，击毙日伪军500多人。其中，“八月奇袭”更是让他们一夜之间炸毁了津浦铁路线上的三座重要桥梁，导致铁路断绝了半个多月。正因战功卓著，1943年底，徐广田被山东军区授予“甲级战斗英雄”称号，一时间，他站在了荣誉的巅峰。
然而，在这辉煌的背后，他为抗日事业付出的代价也无比惨重。他的大哥在一次行动中被捕，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最终惨遭杀害。紧接着，他的二弟徐广义和幼弟也在随后的战斗中相继牺牲。徐家三兄弟的壮烈，是民族抗战史上悲壮的一笔，也无疑给徐广田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他在悲愤中重新振作，更加英勇地投入战斗，成为了鲁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铁道游击队队长。
1945年初，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然显现。可就在这民族即将迎来胜利的时刻，徐广田的行为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频繁单独外出，甚至提出了减少对日军破袭行动的建议。这些举动，很快引起了队内政治指导员刘建明的警觉，并向上级作了汇报。
后来的调查揭开了真相：早在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已经把徐广田列为重点策反对象，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策反小组”。他们通过详细调查，掌握了徐广田的个人信息，然后派他的远房表亲等身份的人员去秘密接触他，向他描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一全国”的美好前景。他们开出的物质条件也极为优厚：少将军衔、别墅、轿车，甚至承诺安排他的家人到台湾定居。
这些外部的诱惑，恰好碰上了徐广田内心暗涌的波澜。1944年下半年，铁道游击队进行了一次重要改组，新来的政治委员对部队进行了多项改革，调整了部分指挥权限，无形中削弱了徐广田的实际控制力。
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刘金山被任命为新一任大队长，这让自认为经验丰富、劳苦功高的徐广田感到强烈不满，觉得自己在队伍里再无出头之日，与新领导班子格格不入。他身上作为创始人所建立的个人威望，与组织纪律和集体领导之间产生了冲突。加上他曾在一次行动失利后遭到部分同志的批评，使得他与一些老战友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
多种因素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这位曾经的英雄走向了深渊。1945年4月15日，一个看似平常的夜晚，徐广田以检查沿线警戒为由，带着他的亲信王宝山等30多名队员外出。然而队伍却在途中突然调转方向，直奔国民党控制区。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叛逃前，竟已将铁道游击队的秘密据点、武器库位置等重要情报暗中告诉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在他叛逃的同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部队对游击队的多处据点发动了突袭，导致大量武器弹药和重要文件落入敌手，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
徐广田的叛变，无疑是铁道游击队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他不仅裹挟了30多名战士，还利用自己对当地地形和群众的熟悉，带着国民党军队多次突袭原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导致多个地下联络点被破获，不少地下工作者被捕。讽刺的是，在他叛变后没多久，1945年7月，他的二弟徐广义，却在国民党军队（很可能就是他指引的部队）针对铁道游击队的围剿行动中壮烈牺牲。徐广义临死前，留下了那句撼动人心的遗言：“兄长虽叛变，吾死而无憾。”这不仅仅是亲情的悲歌，更是大时代下个人命运与信仰抉择的极致映照。
令人深思的是，关于徐广田叛变后的结局，历史记载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仿佛将他撕裂成了两个平行世界的存在。
第一种说法，主要流传于大陆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它认为，徐广田投奔国民党后，虽然一时享受了所谓的高官厚禄，但内心却饱受煎熬。他对昔日同志的思念、对背叛信仰的恐惧，以及在国民党内部始终被提防的处境，让他倍感心酸和惊惧。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辞去了职务，回到了老家。
然而，一步错，步步错。叛变的污点就像一个终身洗不掉的烙印，深深地压在他身上。解放战争胜利后，徐广田和其他投敌叛变者一样，被公安部门逮捕归案。在法庭上，他黯然低头，一言不发。鉴于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党和国家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宽容，最终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因为他并未对党和国家造成更直接、更大的危害。狱中三年，徐广田在忏悔中度日，心智渐渐沉淀。出狱后，他回到村子里，却受到了众人的指责与冷眼旁观。在无尽的消耗中，这位曾经的英雄最终死在了贫困和疾病里。他的故事，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警示后人看不清形势、认不清初心，最终将一无所有。
而另一种说法，则勾勒出完全不同的图景。根据这个版本，徐广田叛变后并未辞职回乡，而是继续为国民党效力。日本投降后，他被调往南京，担任国民党“剿匪”指挥部的顾问，专门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剿灭游击队的战术建议，妄图阻止解放军的进攻。1949年1月，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他跟随国民党军队一路南撤，在南京保卫战中继续担任军事顾问。南京解放前夕，他撤往上海，甚至试图组建“清剿突击队”，妄图对抗解放军，但未能实现。最终，在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刻，徐广田搭乘最后一批撤退船只，逃往台湾。
到达台湾后，他被安排在高雄郊区一处军事基地，继续担任军事顾问，主要负责训练特务人员的游击战术，甚至参与编写了《游击战术教程》。1952年，他被调往台北，在“反共军事委员会”担任顾问，参与制定了多个针对大陆的特务渗透计划。直到1955年春，一位老部下在台北街头认出了他并当众斥责，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徐广田此后便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1958年，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肝病，同年冬天，于台北一家军医院病逝，终年57岁。他被安葬在台北郊外的一处军人公墓，墓碑上刻着“少将徐广田之墓”。他的妻子和长幼二子也各自在台湾和美国生活。在台湾的历史记载中，对他的评价相对模糊，但在大陆，他则被明确列入革命历史教育的反面教材。
宜人配资-炒股10倍杠杆平台-股票配资在线查询网站-证券开户佣金最低排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