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盟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一带一路”绿色合作在中东欧取得重要进展。但是，近期欧盟推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绿色低碳政策将给中欧未来低碳合作带来一定挑战。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潜在影响
对于欧盟本身而言，一方面欧盟CBAM可能造成部分成员国投入成本上升，对欧盟国家的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加剧不平等。尤其是像保加利亚、爱尔兰和希腊这些高度依赖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国家。另一方面，欧盟内部不平等问题也可能逐渐凸显。部分高度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会受益于CBAM，而新成员国依赖于从非欧盟国家进口钢铁等高碳产品，则面临产出增长限制。
对中国来说，CBAM的短期作用有限，长期影响较大。欧盟CBAM在初期仅纳入钢铁、铝、水泥、化肥等行业，而中国出口欧盟产品以钢铁和铝产品为主，化肥、水泥等出口量较小。中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将稳步推进。这一发展阶段的特性决定了即使新能源超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领域的相对高碳状况也将持续存在。中国出口产品以制造业产品为主，而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是主要的出口市场，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存在大量需求。因此，CBAM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中欧经贸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和欧盟应对气候的立场始终一致，可以借助已有的新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传统合作领域的优势，继续加强务实合作。比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可以进一步与欧盟国家在核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上，开展绿色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绿色产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拓展对欧盟国家的绿色产品产业链支持，助力其产能升级和低碳转型。
但中欧经贸合作中CBAM带来的挑战和复杂性也不可忽视。
首先，在CBAM问题上，欧盟态度立场是将其视为实现气候目标和维护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工具。这种立场或将限制贸易的灵活性，也使得双方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
其次，中国与欧盟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在传统化石燃料利用、产业结构转型等方面存在不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新能源发展的绝对主力，仍然需依赖煤炭等传统能源来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欧盟是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倾向于快速淘汰化石燃料。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差异使得中欧双方很难在所有领域达成一致，需要通过进一步沟通和努力形成双赢的利益共同体。
此外，欧盟可能借助CBAM等气候贸易政策，影响并改变中国与欧盟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例如，CBAM的实施可能会影响中国向欧盟出口钢铁、水泥等高碳的基础产品，进而影响相关产业链供应，造成短期的经济损失和就业压力，需要双方谨慎对待。CBAM的实施还可能引发对于WTO规则合规性的争议，这可能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加，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一些新的不确定性。
目前欧盟CBAM仍处于过渡期，这为中欧双方提供了宝贵的沟通和协调机会。中国与部分欧盟成员国（如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应对欧盟CBAM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利益契合点，这些国家可能同样关注CBAM对其经济和产业的潜在影响，因此可能更愿意与中国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中国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与欧盟加强在CBAM等区域性气候政策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借助现有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渠道，加强对话，交流应对CBAM的经验和策略，帮助双方更好地应对CBAM带来的挑战，为长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打好基础。
近期，欧盟已经对CBAM进行申报简化，通过引入50吨豁免门槛、优化申报流程、提高数据提交灵活性等措施，显著降低了出口国家的合规负担。50吨豁免门槛惠及中国中小型碳密集型企业，免除其报告义务，节省了数据收集和第三方验证的成本。
在当前不确定且非常不乐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比如俄乌冲突、美国退出气候协议、美国发起全面贸易关税战等，进一步凸显了平衡经济发展与减排的战略意义。中欧更需要加深合作，在多边平台上采用更公平的贸易规则，争取最大化CBAM简化措施的利益，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中欧经贸合作的发展方向
一是加强政策对话，协调碳定价机制。建立常态化的政策沟通渠道，深入讨论各自的碳定价政策和实施细节。中欧双方可以通过增进互信和理解，逐步协调碳定价水平，减少气候政策不一致带来的摩擦。这不仅有助于降低CBAM对中欧合作的影响，也能为全球碳定价机制的形成提供有益经验。例如，可以借助现有的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或G20气候工作组，定期讨论碳定价政策和CBAM实施细节。具体到CBAM应对策略，中国可提出基于国内ETS的碳价抵扣方案，允许出口企业用已支付的国内碳成本抵减CBAM证书费用。欧盟可分享ETS设计经验，帮助中国顺利将碳市场扩展至钢铁和水泥行业。
二是完善碳排放核算体系，提高碳排放数据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中欧应建立科学、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方法，并积极推动排放核算数据共享，例如开发先进的监测技术、建立第三方核查机制等措施。通过提高碳排放数据的质量，可以降低CBAM实施中的不确定性，增强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例如，中国和欧盟可以构建跨国数据共享平台。通过第三方核查机制，确保数据可信度。中国还可以借鉴区块链、卫星监测等高精度实时技术，构建更准确的国内碳排放监测网络数据库。欧盟可提供技术培训，助力中国企业使用CBAM注册系统高效上传数据。统一核算标准可提升CBAM的公平性，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影响。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议程中特别强调数据透明度，中欧的合作经验可推广至印度、南非等国，助力其应对CBAM成本。此外，技术核查和标准协作还可推动全球碳核算标准制定，为COP30提供优秀的合作实践案例，增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化。
三是探索建立CBAM收入再分配利用机制，助力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将部分碳关税收入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例如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改善工业生产工艺等。同时，可以仿照清洁发展机制建立低碳转型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低碳项目，减缓CBAM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冲击，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低碳转型。例如，中欧可以仿照清洁发展机制（CDM），建立CBAM低碳转型基金，将部分CBAM收入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如光伏电站建设和钢铁脱碳技术应用。收入再分配机制可缓解WTO框架下的合规争议。
四是推动绿色技术合作，共同提升产业低碳化水平。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化应用端形成全球领先优势，光伏组件、动力电池、风电设备等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较大，同时具备全产业链的生产整合能力。此外，中国还通过超大规模市场培育出快速技术迭代能力。而欧盟构建了全球最完善的绿色治理制度体系，包括《欧洲绿色协议》《净零工业法案》等政策框架，其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现代化低碳基金等制度设计具有示范效应。中欧双方应充分发挥各自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优势，加强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等领域的研发合作以及气候政策学习交流。
（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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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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